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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儒敏:我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,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。本文发表于《中华读书报》2016年6月29日。左图为温儒敏老师与我院师生在一起。 |
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初版是1987年,一晃快30年了。写这本书的时间更早,是1982到83年,那就不止30年。一本普通的学术性教材,30年间居然印刷50多次,印数过百万,这也是当初所未能预料的。北大出版社要开个会来纪念一下,不禁想起许多往事。
这本书的“由头”,是王瑶先生给的“任务”。
我和钱理群、吴福辉都是197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,王瑶是我们的导师。1981年毕业,吴福辉分配工作到作协下面的一个机构,参与筹建现代文学馆。我和钱理群则留校在中文系任教。当时全国中小学正从“文革”的困境中走出来,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,广大教师渴望进修,提高教学水平。有相当一部分中学老师没有上过大学,希望通过在职学习能拿到大专文凭。于是上“刊授中师”、“电大”和“自修大学”就成为一股热潮。1982年春,有一份面向中小学老师的刊物《陕西教育》向王瑶先生约稿,邀请他编一套“中国现代文学”,作为刊授“自修大学”中文专业的教材。王瑶先生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像他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怎么会为一份“小刊物”供稿?是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驱动。记得同时为该刊编教材的还有其他几位著名学者,包括写《文学概论》的郑国铨先生和写《现代汉语》的张志公先生。
当然,王瑶先生也是想为学生提供一个“练手”的机会。王瑶先生就找我们三位,还有他的女儿王超冰(当时也在现代文学馆工作)讨论,希望能承担编写任务。我们几位都非常乐于参与。查了一下日记,1982年5月13日,和钱、吴、王讨论教材的大纲体例,分工落实每人编写的部分。吴福辉和王超冰负责小说,钱理群负责诗歌与戏剧,我主要负责文学运动、思潮和散文部分,每个人还要再写几个作家的专章。1982年10月,我写完关于五四新文学的第一讲。又过了大约半年,写完自己负责的其他5讲。
老钱老吴他们也是边写边拿去《陕西教育》发表,从1983年10月开始,每月刊出一至二讲,共刊出17次,24讲,约25万字,一直连载到1984年底。每次刊出的署名都是“王瑶主编,某某执笔”。那时我们还较年轻,总想超越一般教材的写法,放手往“深”和“新”里写,使教材带点专著性质。这部教材的确不太像一般文学史教材那样严谨,但较有生气,反而受到欢迎。那时思想解放刚刚启动,现代文学研究非常活跃,但基础性的研究还不够深入,很多史料都要重新去寻找、核实和梳理,论述的观点也需要拿捏,许多章节等于是写一篇论文,费力不小。但这项任务也促使我们去考虑如何把新的研究转化为文学史教学,等于是把整个现代文学史认真“过”了一遍,对我们后来的研究开展有莫大的帮助。
《陕西教育》的发行量不小,估计有一二十万,但这部教材的刊出后,好像泥牛入海,没有什么反应,学界也并不关心。尽管这样,我们几位还是不甘寂寞,希望能把教材修改好,出单行本。几个人商量,叫什么书名好?老钱建议叫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,以区别于通行的“现代文学史”,这也是受到胡乔木《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》的启发吧。原稿24讲,成书时以三个十年为“经”,以文体及代表作家为“纬”,交织设计为拓展为3编32章,字数也扩展到46万。
书修改完毕,先是想投给北大出版社。那时北大社刚恢复建制不久,在北大南门一座破庙里办公,一年出版不了几本书。因为有熟人黄子平(后来居香港,成为著名评论家)在那里当编辑,我就去找他。他拍拍胸脯说,“老兄,没问题,我包下了”。可是过了些天,他有些沮丧说,社里讨论没有过,领导说你们只是讲师,写教材还不够权威。我们只好另谋出路。吴福辉说他认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国平,不妨一试。于是便写信联系高国平。上海文艺社果然思想开放,不论资排辈,很痛快就接纳了这部讲师写的教材,准备出版。当我们把消息告诉王瑶先生时,他边抽烟斗边连连咳嗽,高兴地说他来当“顾问”好了,还要专门写了一篇序言。
这篇序言竟然在书正式出版之前一年就写好,发表在《文艺报》上。文中用主要篇幅回顾了自1922年胡适写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以来新文学研究的历史,认为几经折腾,如今终于进入到“日常的学术建设阶段”。王瑶先生是想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几位青年研究者写教材这件事,肯定这是一部“有特色的现代文学史著作”,“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令人振奋的”。关于这部书的特色,他说得并不多,但肯定了其“打破狭窄格局,扩大研究领域”,“力图真实地写出历史的全貌”。另外,指出这本书重视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创作个性,注重文学思潮流派及文体的历史考察,并对一些代表现代最高水平的作家进行专章论述。王瑶先生对这本书也有隐性的批评,认为该书体例框架和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欠缺,对文学发展内部规律缺少细致的探究。导师的序言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,当时书还没有出来,他就为年轻人“鸣锣开道”了。
王瑶先生的序言写于1985年5月24日,全书的修改完稿,则是1986年5月,正好一年之后。又过了一年多,到1987年8月,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初次印刷6200册。现在我手头还保存有初版本,32开本,665页,封面是红蓝条纹的简单构图,定价才3.40元。这本书对我们来说,都不是“处女作”。在它之前,我已经出版了博士论文《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》,还有2本比较文学论集,但《三十年》的面世,仍然让我们“振奋”。每听到一线教学使用这本教材的反馈,无论批评还是表扬,我们都有满足感。
《三十年》在上海文艺出版社10年,印刷4次,估计印数超过2万,教学中的使用率不算很高。它真正为广大师生所熟知,是到出版的“第二个十年”之后。
1997年我就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。当时有一个想法,就是把教材作为出版社的主业,多出好教材。我首先就想到《三十年》。就和老钱、老吴商量,把上海文艺已经到期的版权要过来,交北大社修订出版。1997年10月底至11月初,由北大出版社编辑乔征胜和张凤珠安排,我和钱理群、吴福辉在北京香山蒙养园宾馆“闭门蛰居”多日,认真讨论修订方案,然后分头着手写作。王超冰因在国外,没有参加。那时老钱老吴不到60岁,我50出头,精力都还旺盛,讨论写作之余还一起登鬼见愁呢。那是一段快乐充实的时光。
和十多年前比较,我们三位在学术上开始有些积累了,对教材修订也更有些眼光和把握。老钱这时期除了研究周作人,还和黄子平、陈平原提出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的概念,对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评价有了较成型的看法。吴福辉正在开展京派与海派的研究,出版了《沙汀传》《带着枷锁的笑》等著作。而我也已有《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》和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》等论作问世。三人的专长不同,风格各异,但在修订《三十年》时却能取长补短,配合默契。
这次修订改动的幅度很大,框架也有调整。原有32章减少为29章,取消了绪论,把原每个十年小说(上下)两章合为一章,解放区的小说戏剧两章,并到四十年代小说戏剧两章之中,另外又增加了通俗文学的三章和关于台湾文学的一章。代表性作家的专章除了原来的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、曹禺、艾青和赵树理,增加了沈从文。此外像张爱玲、林语堂、冯至、穆旦等一批主要作家,也都增加了论述篇幅,有的改为专节评说。这次修订注意吸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研究心得,每人的论述风格也容许略有不同。求新,但也兼顾到教科书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接受性。对于现代文学的性质、范围、分期,以及总体特征的概述,虽然已有许多成果(例如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概念),但考虑总的还处于探索阶段,修订就没有充分采纳,而对于相对成熟的作家作品和文体研究,则较多吸收并有意突出。修订后的本书更加突出了创作成就的论述,以及对各文体代表性作品的分析、创作演变历史线索的梳理。修订的功夫还放在史述上,一种想法就是文学史重在为教学提供基本的史实与书目,而进一步的理论探究与总结则引而不发,留给教学中去发挥。全书修订稿汇集后,由钱理群统稿,他改得很细,我则最后通读,并做文字润饰和史实审核。清样出来后,又经由严家炎、樊骏、杨义和费振刚等几位权威学者组成专家组审定,封世辉和王信先生做了资料审核。1998年7月,修订本由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《三十年》修订本面世后,被教育部推荐为九五和十一五重点教材,又曾获得“王瑶学术奖”首届的二等奖(一等奖空缺)。需要说明的是,尽管这本书影响很大,我们没有去申请任何奖项,“王瑶学术奖”只是现代文学圈子里认可的奖,评得比较认真,“水分”比较少,评上后我们都很开心。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中文系采用这本书作为现代文学课程的教材,大多数学校都制定本书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生考试的参考书。
多年来,出版社希望能重新修订这本教材。我们几个也商量过,感觉该书的出版已有些年头,它的时代过去了,应当有新的更好的教材来取代。可是广大师生也频频提出修订的希望。还有一些认真的学者撰文研究这部书,在肯定其特色与成绩的同时,指出不少史实或者观点方面的错漏。既然书还年年在印刷发行,我们总还得吸收大家的意见做些修改。于是今年在出版社编辑艾英的催促下,《三十年》又做了第二次修订。这次修订部分章节吸收了学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,根据教学的需要适当调整了内容的写法,改正了一些字句表述和史料运用上的错漏。其中有些章节的改动比较多。如“文学思潮与运动”(一)(二)、“新诗”(一)(三)、“散文”(二)、“戏剧”(三)、“郭沫若”、“茅盾”、“巴金”、“沈从文”、“赵树理”。特别是“通俗文学”(一)(二)(三),有的章节几乎是重写。
《三十年》的30年,在我们几位撰写者的人生中留下深深的印痕。我们三师兄弟著作都不少,但又都格外看重这本教材。该书的问世、修订、传播及反应,亦能从一个侧面看到一门学科的变迁。感谢导师王瑶先生,感谢所有为这本书出过力的朋友,感谢这本书的上百万读者,因为有你们,这本书才拥有它的学术生命。